在工业时代最普及的生产力文化是“科学管理，效率为先”。个体的价值由外部的评价去定义：即你扮演的角色是什么？你能为别人带来什么？这种文化环境进一步导致了精细的社会分工现象：
在他看来，医生需要掌握的知识在容量和复杂程度上已经大大超出了个体所能承载的极限，根本就没人能全部掌握并理解这些知识。结果，医生和科学家们的分工越来越细微，越来越专业化。如果我们无法处理13600种疾病，那好，也许50种我可以应付得来——或者至少有一种疾病是我主攻的。
就这样，医生变成了一位专家，关心的只是自己专业范围之内的事，而医学能否让整个医疗系统更好地造福人类这一层次的问题，渐渐不在我们的考虑范畴之内。出路在哪里？医学需要整个系统的成功运作，这个系统包括人和技术，其中最大的困难是如何使他们协同工作，光有一流的配套设施是不够的。
——摘自阿图·葛文德《最好的告别：关于衰老与死亡，你必须知道的常识》
在“效率分工”的文化下，大多数人只能接受前人建立的体系，并在这个既成技术体系下，做一些小局部的优化升级。而往往伟大的创新都是基于对当前体系范式的深刻理解，和颠覆。这可能也是导致近些年来，科学界，哲学界并没有出现突破性进展的重要原因。
正如阿图·葛文德在书中所提到的，整个系统的成功运作，需要基于对于彼此工作的理解和协同。然而，如果所有人都只是“领域专家”，却不能理解其他人在做什么，很有可能会导致组织中出现不同的利益取向，产生应力，最终导致整体分裂。
不了解一件事，因此将这件事的决定权委托给比你更专业的“专家”，而在此过程中，你并不知道发生的所有事情。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是否能够意识到，自己让渡出了什么样的权利？一种未曾基于充分的理解而做的决定，我们可以信任它吗？
随着分工角色的固化，个体逐渐成为了“器”的一部分，异化为一种工具奴隶，而逐渐丧失了生而为人创造奇迹体验的能力。
然而，与“分工文化”相对应的，FreeBe需要努力营造一种“通才文化“，目的是尽可能保证每位成员，只要他们愿意，便可以获得和其他人一样充分的信息，进而做出对于全局最有利的决策。
为了实现这一点，首先我们可以从以下方面开始探索：